从明治维新到侵华战争
· 谈古烁今1853年，当洪秀全的太平军攻破南京城门时，四艘美国军舰正驶向日本江户湾。
美国海军准将佩里要求日本幕府像十年前的清政府一样，打开国门，开放港口，做做“自由贸易”。幕府的将军们面对这帮远道而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船上黑洞洞的大炮，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商讨再三，决定先用缓兵之计，让这帮美国人等他们商量好了再来。
七个月后，等不到答复佩里失去了耐心。
再次来到这片海域，他带来的不再是四艘军舰，而是一支最终扩充到九艘舰船，装配了八十门大炮，约一千六百人的庞大舰队。这次，美国人显然不打算空手而归。这一年，日本和彼岸的中国用几乎同一种方式，打开了近代史的开篇。
丧权辱国
今則屈膝低首任夷所爲國之衰自古未曾有也！ —— 吉田松阴
1856年，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来到下田，准备继续与德川幕府商谈开国通商事宜。谁料这位美国外交官看中了当地玉泉寺的“异域风情”，索性把总领事馆设在了寺里，还在寺院内宰牛吃肉。对于当时有着深厚佛教传统、普遍忌讳杀生食牛的日本社会来说，这番举动自然无法接受。但德川幕府看在美国人船坚炮利的份上，只能忍气吞声，可美国人的这一次耍流氓，倒成了后来其他西方列强欺凌日本的“惯例”。
1859年，英国驻日总领事阿礼国看中了江户高轮的东禅寺，将其作为英国总领事馆，后来又升格为公使馆。法国人也不甘落后，把三田的济海寺当成了自己的外交驻地。至于美国人，后来干脆又从下田搬到了江户麻布的善福寺。从此日本的寺庙成了洋人的旅馆。
1858年，幕府与美国再次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随后又与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签订了类似条约，合称“安政五国条约”。条约规定，外国货币与日本同类货币按照重量兑换，却完全忽略了日本货币的实际价值。当时国际市场上的金银比价约为1:15，而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日本，国内金银比价却只有1:5左右。这下可让欧洲和美国的银行家发现了发财的机会。他们将大量白银运往日本，按照条约兑换成日本银币，再用银币换成日本国内相对便宜的黄金，最后把黄金运回欧洲和美国。如此一来，同样数量的白银，在日本转上一圈，理论上就能换回价值三倍的黄金，这就是明摆着的套利机会，洋人自然不会客气。
大量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出日本。为了阻止黄金继续外流，幕府不得不在1860年改铸金币，大幅降低金币的含金量。然而，黄金外流虽然得到了遏制，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却一发不可收拾，按照金币的含金量计算，日本货币的贬值幅度约为66.7%，即原有货币价值缩水至约三分之一，相当于日本民众的财富列强掠夺了一半还多。这场危机直接削弱了德川幕府的政治威信，成为幕末经济动荡与倒幕运动发展的重要背景之一。
1862年，21岁的伊藤博文和26岁的井上馨，早已对幕府的软弱无能忍无可忍。在他们看来，幕府的将军们被美国人架起几门大炮就吓破了胆，丧权辱国不说，如今竟还恬不知耻地在江户御殿山为英国人修建新的公使馆。于是，这两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伙同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长州藩“尊王攘夷派”（日本”维新派“的前身）志士，组织起了一个名叫“御楯组”的秘密结社。1862年12月的一个深夜，十几个年轻人偷偷摸进即将竣工的英国公使馆，一把火将整座建筑烧了个精光。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御殿山英国公使馆烧讨事件”。
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并不只是两个满腔热血、只知道喊打喊杀的愣头青。他们虽然痛恨列强在日本的横行霸道，却也不得不承认，西方人在工业、科技和军事上的确比日本先进得多。既然靠几把武士刀赶不走洋人，那就得先弄明白，这些洋人究竟是怎么变得如此强大的。
1863年，两人决定去英国留学。几个月前，他们还在放火烧英国人的公使馆，几个月后，他们却打算漂洋过海，亲自去英国人的地盘上取经。
师夷长技以制夷
即使在这里学有所成，如果自己的祖国灭亡了，那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 伊藤博文
当时日本仍然实行严厉的锁国政策，未经幕府允许私自出国，弄不好可是要掉脑袋的。更何况，漂洋过海去英国留学的费用相当昂贵，对于这几个年轻武士来说，实在不是个小数目。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人只好四处想办法筹钱。几个人打听了一圈才知道，去英国留学一年，每人差不多要花1000两银子。这笔钱从哪里来呢？最后，他们通过说服长州藩掌握藩政中枢的木户孝允，将原本准备购买武器的一笔资金作担保从商人那里借来了银两。钱是有了，可毕竟动用了藩里的资金，几个人临行前还专门写信给藩里的官员，表示这钱绝不是拿去吃喝玩乐的，而是为了“救国”，将来一定学成归来，为国家效力。
1863年6月，距离焚烧英国公使馆还不到半年，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尾庸三、井上胜、远藤谨助五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剪掉发髻，脱下武士服，换上西洋人的衣服，偷偷登上一艘英国商船，从横滨出发前往上海，再转船去英国，后来这五个人被称为“长州五杰“。可到了上海他们才意识到，虽然一心想去英国学习先进技术，几人却连英语都说不利索。井上馨只会一个单词“navigation”，还拼读错了。船上的英国人也弄不明白这些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一番鸡同鸭讲之后，英国人竟误以为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是想上船当水手、于是给他们安排了水手的活计。两人一路在船上跟着水手们干活，每天做些杂务，以为不干活英国人就不愿将他们送往英国。几人就这样一路漂洋过海，朝着他们心心念念的大英帝国驶去。
1863年11月，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漂泊，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五个年轻人终于抵达了英国伦敦。眼前的景象，彻底颠覆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在日本，武士们还在佩着刀讨论如何驱逐洋人，英国人却早已开着火车满世界跑。伦敦的街道上车水马龙，工厂里的机器昼夜不停，巨大的蒸汽机为工业生产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至于那些让德川幕府闻风丧胆的军舰，在英国人眼里，不过是整个工业体系制造出来的一种商品罢了。几个年轻人这才意识到，英国的强大并不只是因为有几艘军舰、几十门大炮，而是因为这几艘军舰背后，有着一整套日本从未见过的工业、教育、金融和政治制度。想要让日本变得强大，光靠几把武士刀显然不够。
1864年，长州藩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不断升级，英国等四国准备对长州发动军事行动。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人得知消息后，连忙提前回国，试图劝说昔日的攘夷同志不要再拿几门土炮去挑战西方列强。可惜，他们的劝告没能阻止战争。同年8月，英、法、美、荷四国舰队炮击下关，长州藩遭到惨败。这一仗倒也给长州藩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过去，日本武士们认为外国人的强大不过是仗着船坚炮利，如今才发现，所谓船坚炮利，不过是工业实力的一种外在表现。既然赶不走洋人，那就只能先学会洋人的本事。
倒幕运动
如果天皇不听话，就把他流放到隐岐岛去。—— 德川家康
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天皇在近代日本的社会角色，仅有的认知都来自抗日影视作品，以为日本古代天皇和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帝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其实从10世纪平安时代中后期开始，日本皇权就逐渐被地方武士集团和权臣架空。直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并出任“征夷大将军”，日本就进入长达近700年的武家幕府统治时期（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德川幕府），天皇沦为有名无实的傀儡。历史上1221年和1331年有过两次倒幕运动，不过均以失败告终，发动政变的后鸟羽天皇和后醍醐天皇被幕府将军流放到了隐岐岛。
此时的日本，外有洋人的大炮，内有长州藩和幕府军的混战，日本上下动荡不安，风雨飘摇。战败的长州藩一时之间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些保守派武士认为，既然已经得罪了幕府，不如赶紧认错求饶，争取保住藩主的地位，而高杉晋作等激进派却认为，向幕府妥协只会让长州藩失去未来。1864年底，高杉晋作终于按捺不住，率领少量支持者在功山寺举兵。说起来，这支队伍最初人数不多，怎么看都不像能改变日本历史的力量。可高杉晋作手里有一样传统武士阶层不太看得上的东西：奇兵队。这支军队不再严格按照武士身份招募士兵，而是吸收了部分农民、商人等非武士阶层成员，并使用相对先进的西式枪械进行训练。在高杉晋作看来，打仗这种事，终究还是要看谁的枪打得准，而不是谁祖上当过几代武士。经过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斗争，长州藩内部的激进改革派逐渐掌握了实权。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人物也登场了。他叫坂本龙马，来自土佐藩。
坂本龙马发现，日本当时最有实力推翻幕府的两个藩，恰恰互相看不顺眼。一个是长州藩，另一个是萨摩藩。双方此前甚至在京都直接交过手。可坂本龙马认为，既然大家都不满意幕府，与其继续互相打架，不如先联合起来，把德川将军赶下台再说。经过坂本龙马等人的斡旋，1866年，萨摩藩与长州藩终于达成秘密同盟，史称“萨长同盟”。长州藩拥有改革后的军队，萨摩藩则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军事资源。两个原本互相敌视的强藩，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德川幕府很快发现，事情似乎越来越不对劲。1866年，幕府再次发动长州征讨，本以为凭借全国各藩的兵力，收拾一个长州藩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没想到，已经完成军事改革的长州军队，竟然在多个战场顶住了幕府军的进攻。更糟糕的是，萨摩藩拒绝再帮助幕府讨伐长州。随着幕府军作战不利、将军德川家茂去世，第二次长州征讨最终以幕府撤兵告终。德川幕府统治日本两百多年，如今连一个长州藩都收拾不了。这让各藩开始怀疑，德川家究竟还有没有资格继续统治日本。
1867年，德川庆喜成为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并不是个糊涂人，他知道幕府统治已经难以维持，于是在土佐藩等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主动将政权交还朝廷，史称“大政奉还”。
当了900年政治傀儡的日本天皇，又重新回到了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央。
德川庆喜这一招其实相当聪明，虽然交出了幕府的统治名义，却仍然拥有庞大的领地、军队和政治影响力。只要新的中央政府愿意让他参与决策，德川家仍然可能保留重要地位。然而，萨摩和长州的倒幕强硬派显然不想留下这个后患。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人的推动下，倒幕派利用朝廷政治局势，宣布“王政复古”，并要求德川庆喜辞去官职、交出领地。但后来维新政府为了安置旧幕府势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虽然德川庆喜交出了权力，但幕府残余势力还没有完全放弃抵抗，直到1869年箱馆战争结束，旧幕府残余武装被彻底清除，日本内部的战争才宣告结束。
从1853年佩里率领黑船驶入江户湾，到1869年幕府残余势力彻底失败，日本只用了十六年时间，就完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权更替。相比之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清王朝灭亡，整整用了76年，这也是为什么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日本，军事和经济实力能迅速超越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治维新
向世界广求知识，大力振兴国家根基。 —— 《五条御誓文》
1867年，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即位。明治这个名字取自《周易·说卦传》里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意思是“开明的治理”。
幕府倒台以后，日本维新派（倒幕派）为了获取政治合法性并实现中央集权，选择扶持明治天皇上台。为什么选择明治天皇，维新派有几个考量。一是日本长期处于幕藩体制下，各藩割据，维新派需要一个超越各藩利益、具有全民象征意义的最高权威来统一国家，而天皇作为自古以来被神化的“万世一系”君主，最容易凝聚人心。二是想借天皇之手推行近代化改革。 维新派当时的自身力量不足以直接号令全日本，必须借由天皇的“圣断”来颁布《五条誓文》、推行废藩置县和殖产兴业，从而扫除旧封建势力的阻碍。三是当时的明治天皇尚且年幼，更容易被操控，这里多少有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思。
1871年，废藩置县，原本拥有相当独立权力的各藩被中央政府逐步取代。1873年，日本开始实行近代征兵制度，逐渐建立起不再依赖传统武士身份的国民军队。同年，地税改革开始推行，政府获得了更加稳定的财政收入。随后，日本陆续建设学校、铁路、电报系统、现代银行和工业企业。一时间，日本全国上下都忙着学习西方。当年最激进的尊王攘夷派，如今竟然成了最积极的西化改革者。彼时他们高喊着要把洋人赶出去，此时却恨不得把洋人的铁路、工厂、学校和银行统统搬回日本。
从明治政府成立到二战前夕的约70年间，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据估算达到了4%~5%，这一速度高于同时期欧美各国的平均水平。明治中后期的工业革命核心加速期，日本经济整体甚至达到6.3% 的高速增长。以1893年（甲午战争前夕）为例，日本的国内财政收入达到了 8804万日元（约合当时5869万两白银），已逼近当时清政府的国内收入8867万两。1890年，日本海军拥有军舰总吨位 5.1万吨。甲午战争前夕，海军已拥有军舰 31艘、水雷艇 24艘，在整体机动性、射速及战术上已能力压大清的北洋水师。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日本联合舰队总吨位已达约26万吨，并在对马海峡海战中全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一跃成为世界顶级海军强国之一。
1868年，伊藤博文27岁。那时的他，虽然已经参加倒幕运动，但还远不是日本政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真正掌握新政府核心权力的，是岩仓具视、三条实美、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维新领导人。1878年大久保遇刺后，伊藤博文政治地位才进一步上升。1882年，伊藤博文奉命前往欧洲考察宪法制度。他研究德国、奥地利等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回国后主持了日本近代宪政制度的建立。直到1885年，伊藤博文出任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并兼任宫内大臣。
历经沧海桑田的变幻，44岁的伊藤终于站上了日本权力的顶峰。从一个出身卑微的下级武士，到执掌国家命运的帝国首相，伊藤博文用了二十多年。而在不久的未来，由他亲手建立的政治制度，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都将深刻的影响日本的命运。
1889年，伊藤博文主持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颁布。这部宪法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代化意义。日本开始拥有近代议会、内阁和成文宪法制度。可伊藤博文并没有照搬英国的君主立宪模式。在英国，君主的实际政治权力受到长期形成的议会政治惯例约束。而在日本，宪法却明确规定，天皇总揽国家统治权，统帅陆海军，并拥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的权力。与此同时，内阁负责国家行政，国务大臣辅弼天皇，帝国议会参与立法和预算事务。这样一来，日本就形成了一套颇为特殊的权力结构。天皇名义上拥有最高权力，内阁负责日常行政，军队则在天皇统帅权之下拥有独立于普通行政机构的军事指挥体系。只要各方能够合作，这套制度倒也可以运行。
可万一哪天军队与内阁发生冲突，那些将军们完全可以搬出宪法，说自己效忠的是天皇，而不是首相。更麻烦的是，内阁也没有一套足够有效的制度，可以迫使军方必须服从文官政府。伊藤博文原本想建立一个既保留皇室权威、又能够实现现代化治理的国家，却没能彻底解决最高权力的监督问题。这就好比给一台机器装上了先进的发动机，却没有考虑好当几个驾驶员同时抢方向盘时，应该由谁踩刹车。
在明治维新元老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凭借政治威望，尚能协调皇室、内阁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可一旦这些元老相继去世，谁来维持这套制度的平衡？
1909年，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遇刺身亡。三年后，明治天皇去世，日本进入大正时代。
大正民主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 《周易》
日本几乎所有的天皇年号都来自于中国古典，大正的出处是《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大正天皇在今天被广泛视作最无能的天皇，他从小患脑膜炎导致智力低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留级一直留到初一，最终实在念不下去被迫辍学。庄重的朝堂之上他用诏书卷成望远镜看大臣，一向从来不敢犯上的大臣都忍不住怒气，走到他面前对他批评教育一番。
弱主政治给日本的政党和内阁提供了更多发挥作用的空间。1918年，原敬组建以政党为基础的内阁。1925年，日本通过普通选举法，进一步扩大成年男性的选举权。虽然日本距离真正成熟的民主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议会和政党在国家政治中的影响力确实有所增强。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着互相厮杀，日本则借机扩大工业生产和海外贸易。钢铁、造船、纺织、机械制造等行业纷纷发展，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的规模越来越大。日本不仅拥有了自己的现代银行，还建立起铁路、电报、发电厂和相当庞大的现代工业体系。
财阀的不断壮大，也让日本的政治与经济权力越来越集中。政党需要政治资金，企业需要政府政策支持，银行需要金融稳定，军队则需要预算和武器订单。大家各取所需，形成了一套彼此依赖的利益关系。而在这套体系中，天皇虽然地位尊贵，却并不需要亲自过问所有事情，而国家也能高效运转。大正时期的日本政治生活逐渐证明了一件事：一个国家即使没有一位事事亲自决策的君主，也完全可以拥有现代工业和相当有效率的行政体系。
只是，这样的安排能维持多久，终究取决于各方是否愿意继续遵守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1912年，明治天皇刚刚去世，日本陆军便与政府发生了一场激烈冲突。当时的首相是在日本政界威望甚高西园寺公望，自伊藤博文之后，高西园寺公望被称为“政党政治的守护者”，“宪政常道的捍卫者”，“最后的元老”。陆军要求增设两个师团，以扩大军事力量，但西园寺政府希望控制财政支出，不肯答应。陆军大臣上原勇作于是辞职。按照当时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安排，陆军大臣原则上必须由现役陆军将领担任。陆军方面拒绝推荐继任人选，政府便无法维持正常运作。西园寺内阁被迫辞职。这次事件将日本宪政的一个重大缺陷暴露在公众面前：一个没有经过民众选举的军事机构，竟然能够通过拒绝派遣部长，让整个政府垮台。随后，元老推举曾多次担任首相的桂太郎重新组织内阁。但这一次，已经接受了宪政教育的日本民众不愿再沉默。1913年2月，东京爆发大规模护宪运动。
1913年护宪运动期间，民众聚集在议会附近抗议。议员、记者、学生、市民纷纷卷入政治风暴。护宪派领袖尾崎行雄在议会猛烈批评政府，反对执政者借天皇权威压制政治反对者。抗议不断升级，最终桂太郎内阁在1913年2月辞职，执政仅五十余日。这是日本近代政治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过去，内阁去留主要是元老、宫廷与政治集团之间的事情。而这一次，议会反对派和街头民众的压力成为决定性因素之一。日本历史学家把这场运动称为第一次护宪运动，也把它视为大正民主兴起的重要标志。
同年，“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被废除，这是第一次护宪运动最重要的政治遗产。这一改革打破了军部对陆海军大臣任命的制度性垄断，压制了军方对内阁存续的政治要挟，使其难以再单凭拒绝派员或拒绝提供继任人选的方式，轻易迫使内阁垮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参战，国内工业获得了巨大的海外订单。钢铁、造船、纺织、航运业快速发展，一批企业家积累了巨额财富。但繁荣的另一面，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普通人的工资赶不上生活成本，尤其是大米价格迅速上涨。1918年，民众的不满终于爆发。最初，一些妇女在富山县抗议米价上涨和大米外运。随后，骚乱迅速蔓延到日本各地。罢市、示威、冲突接连发生，政府不得不动用警察和军队维持秩序。寺内正毅内阁最终在这场政治危机后辞职。
大正时代的民主运动，并不只发生在议会里。东京、大阪等城市出现了大量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报纸、杂志、大学和公共演讲成为讨论政治的重要空间。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天皇制度和民主政治能不能共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1916年，他提出并系统阐述“民本主义”。他的理论很有现实主义色彩。既然《明治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天皇，那就暂时不挑战这个原则，而是主张国家政策应当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并尊重人民的意见。换句话说，可以保留天皇主权，同时建立真正对民意负责的议会政府。这种主张为大正时期的民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大正时代被称为“大正民主”，日本国内的政党政治和自由主义思潮都在迅速发展。
1925年，日本通过《普通选举法》。这是一项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日本不再把纳税多少作为普通男性获得众议院选举权的必要条件。工人、农民以及大量普通市民终于能够通过选票参与国家政治。然而，就在同一年，日本还通过了另一部法律《治安维持法》，这部法律明确取缔禁止企图改变国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的政治组织与活动，后来成为政府压制左翼思想和政治异议的重要法律工具。于是，1925年的日本出现了一幅极具矛盾的画面：一方面，政府积极大幅扩大选举权，发展民主制度。另一方面，政府又扩大了对某些政治思想和组织的打击能力。日本的民主政治正在成长，但自由的边界仍由天皇制宪政决定。
在大正时期，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历史事实：日本并不是到了裕仁天皇即位之后才开始对外侵略。恰恰相反，1910年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侵吞了朝鲜半岛，1914又发动对中国山东的军事进攻，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 ，以及1918年到1922年期间大规模出兵俄国远东地区，都表现出日本在军事上积极扩张的勃勃野心。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日本的军事扩张和1930年以后日本法西斯主义军事扩张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一时期的军事扩张是传统的殖民军事扩张。日本主要是在既有国际秩序中争夺殖民利益、扩大势力范围。简而言之当就是以当时的国际秩序，欧美列强都在耍流氓，在全世界瓜分殖民地，日本当时也已经是列强之一。对于日本而言，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所以在时代背景之下，支持民主政治的内阁并不必然反对帝国主义，日本军部和内阁在军事扩张路线上往往能够达成一致，甚至内阁也在积极推动军事扩张。
但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军部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开始萌芽。
法西斯主义与传统的军国主义有本质区别，传统的军国主义的核心目标是领土、资源、贸易、战略优势与大国地位，国家内部的民主制度一般能够与之并存。而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目标同时还强调反自由民主、反多元政治和强调领袖独裁权威，乃至推行生物种族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开历史倒车。
暗杀国度
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都是破坏国体的元凶。 —— 《蹶起趣意书》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他的儿子裕仁继承皇位，日本进入昭和时代。裕仁的名字是明治起的，出处来自《尚书》中“裕乃以民宁”之意，寓意百姓富裕、社会安宁。
大部分历史文章都将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夕的政治局势描绘成一幅军部跋扈独揽大权画面，但鲜有人知的是，裕仁天皇即位时接手的日本是一个政党政治和军方势力相对平衡的局面。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日本仍存在具有实际影响力的政党内阁。相反，政党政治仍处在发展的重要阶段。1927年，田中义一组成政友会内阁。1929年，滨口雄幸领导的民政党内阁成立。两个主要政党逐渐形成交替执政的局面。即便在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之后，大正民主的政治成果仍延续了数年。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选票能够决定众议院多数，却不能确保控制军队，因为按照当时的宪法体制，军方可以利用统帅权的独立性，主张某些军事事务不应受到普通内阁的干涉。但即便如此，日本政党政治始终是平衡军方势力的重要掣肘。
19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协约国阵营的胜利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得到确立，但国内经济与社会迅速从战时的短暂繁荣跌入危机。此后日本经历了战后经济调整、银行危机和农村经济困难。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爆发后，失业、破产和农村贫困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议会政党之间相互攻击，政治献金与腐败争议不断，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受到损害。部分右翼势力军人开始提出另一套政治主张：议会政客腐败无能，财阀只顾赚钱，国家需要以天皇为中心重新整顿政治。自此开始，日本的政治天平开始发生倾斜。
1930年至1937年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国内经历了“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激烈的路线斗争。
1930年11月，日本首相滨口雄幸因为反对军部没有节制的扩张，强行签署《伦敦海军条约》裁减军备，结果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青年枪击，最终因伤势恶化，于次年去世。之后若槻礼次郎接任内阁首相。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擅自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主谋是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后来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发动的主要原因是关东军内部一批激进军官认为，日本必须趁中国尚未完成统一、苏联尚未充分加强远东军事力量的机会，以战争控制中国东北，为日本未来的帝国扩张建立战略基地。石原莞尔写过一部著作叫《世界最终战论》，主要观点是认为人类历史人类终将迎来一场由“东洋王道”（以日本为首）与“西洋霸道”（以美国为首）之间的终极决战，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能否整合亚洲资源。其实当时的世界列强在日本眼里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
有意思的是，石原莞尔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突然转向反战立场，并提出建立“不要战争的文明”等主张，还宣扬“和中国修复关系、达成和解并结盟”。可见日本军部当时的中坚力量都是一群疯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的内阁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扩大方针””，反对扩大军事行动，要求通过陆军大臣通知关东军，并且公开宣布政府没有“领土野心”。可关东军根本不听内阁的话，而是选择继续进攻。12月31日，面对军部持续扩张、国内政治对立，以及筹组跨党派合作内阁失败，使若槻内阁陷入困境，最终若槻礼次郎辞职。后来被军方称作“日奸”的犬养毅接过了首相接力棒。
和很多中国人以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国内有精心策划并有预谋的认识相反，这场战争的启动从天皇到内阁，乃至日本陆军中央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下克上”是昭和时代日本军方权力失控的典型表现，下级军官未经最高统帅和政府正式授权，就擅自发动军事行动，再利用军事胜利、军部内部支持以及民族主义舆论，迫使上级承认既成事实。而“下克上”的根源就是“明治宪法”规定日本天皇拥有绝对的军事统帅权，并且这一权力独立于内阁和国会之外，这意味着内阁首相和文官政府无权干涉军令与作战。
对于九一八事变，裕仁天皇非但没有惩治违反统帅权的策动者，反而在两周后默许了战事扩大，为攻占中国东北的将领授勋，这极大地鼓舞了右翼势力通过“下克上”实现法西斯主义扩张的野心。 1936年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政变，打着“尊皇讨奸”的极右翼旗号，裕仁天皇因叛军侵犯其绝对权威而下令镇压，但事后他并未遏制法西斯化，反而借机清除了政党政治异己，使得支持对外扩张的“统制派”军人全面掌权，正式确立了军部法西斯的“国防国家”体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极右翼超国家主义势力迅速走向狂热，与“少壮派”军官开始频繁发动刺杀和政变。裕仁天皇对这些势力的态度并非一味打压，而是呈现出极大的选择性纵容。
1932年2月，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东京遭到血盟团成员刺杀。一个月后，坚决反对日本军部的法西斯主义化以及激进的军事扩张路线的三井财阀的重要领导人团琢磨也被刺杀。
到了5月，事情更进一步。一群激进的海军青年军官直接闯进首相官邸，枪杀了“日奸”首相犬养毅。
而后，枪杀首相的11名凶手仅被军法法庭“从宽发落”，判处较轻的有期徒刑，服刑数年后即被先后释放。
1931年，犬养毅接替辞职的若槻礼次郎成为内阁首相，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对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扶植建立伪“满洲国”的行动，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中日局势，还派遣特使与国民党和张学良秘密接触，探讨停止进一步军事扩张的可能，这激起了日本军部极端分子的强烈不满。犬养毅死后，西园寺公望向裕仁天皇推荐了海军大将斋藤实担任新首相。新内阁以官僚为主，自1918年原敬内阁开始发展起来的政党内阁传统，就此中断。战前日本再没有恢复完全以政党为基础的内阁。
大正民主时代就此终结了。
裕仁天皇
天皇总揽国家统治权，统帅陆海军，并拥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的权力。 —— 《大日本帝国宪法》
与大正的愚蠢无能截然相反，裕仁不仅政治天赋极高，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二战后，裕仁天皇是国际公认的水螅纲虫（一类海洋无脊椎动物）分类学专家，先后出版了8本相关的学术著作，而且他还获得了评审极为苛刻的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称号。值得一提的是，裕仁在发表科研成果时从不签署自己的名字。据说他是担心如果冠以“天皇”之名，后来的学者会因为敬畏皇权而不敢对他的结论提出质疑。
在近代与现代的日本右翼政治版图中，裕仁天皇时刻扮演着核心性的精神图腾与合法性来源的角色，但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去关注裕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二战后，大部分文化作品都选择性的回避了裕仁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立场，只把他塑造成一个万民景仰的贵族偶像和随波逐流的政治傀儡。在中国拍摄的无数部抗日影视作品里，几乎没有一个镜头给到裕仁天皇，大部分中国网民对裕仁天皇的认识只停留在抗日影视剧里皇军动辄便说效忠天皇和战败后高呼天皇万岁后剖腹自杀。
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不同，裕仁几乎没有发表过关于自己意识形态的公开演说。他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三类史料中：以天皇名义发布的诏书、宫廷侍从记录的私人谈话，以及战争决策会议记录。而从这些记录里看得出来，裕仁可以说是一个说话非常小心的人，甚至在私下都很少表露自己的心迹。《小仓库次侍从日记》里记述了他关于战争的一些私下言论，最强硬的不过也只有像“发动战争之前必须慎重，但一旦开始，就必须彻底打下去”和“战后我想去看看南洋，那里将成为日本的领土”之类的话，但仅从这些话可以看出，至少不能说裕仁没有军事扩张的战争野心。
今天历史学界关于的战争责任的研究，裕仁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主导了战争，以及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至今众说纷纭。日本国内大部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裕仁虽然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力，但事实上许多战争决策并不知情，但我认为这个观点有失偏颇。2018年美国国家二战博物馆介绍了一份1941年12月留下的记录：时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向裕仁报告战争计划后，向其他官员表示，天皇对决定表现得相当坚定。《昭和天皇独白录》里记载了1937年淞沪会战时期，裕仁说：“我感到两个师团的兵力在上海将陷入困境，因此频繁地督促增派兵力”。这本书是1946年战后裕仁在免于东京审判后主动承认自己曾要求向中国战场增加兵力，足以证明了裕仁直接参与到战争具体的行动中。
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在《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形成》中提出，裕仁并非消极的战争旁观者，而是参与军事决策、批准作战行动的统治者。比克斯特别指出：
- 裕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认可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扩张成果。
-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他持续接收军情并参与重要军事决策。
- 他对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负有直接的批准责任。
- 他批准过涉及华北日军大规模扫荡行动的军事命令。
大卫·贝尔加米尼在《日本天皇的阴谋》说在1921年摄政前后，裕仁支持建立了一套秘密的政治教育和组织网络。其中包括一个被称为“社会问题研究所”的机构，主要“学子”与讲师团成员大多都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如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皇姑屯事件始作俑者河本大作、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在贝尔加米尼的描述中，这个机构并不是普通的研究机构，而是一个秘密培养帝国主义政治人才的地方。其主要特点包括：吸收贵族、政界以及右翼势力的年轻成员；培养对日本皇室和扩张主义路线忠诚的政治骨干；研究对中国大陆、满洲及其他亚洲地区的扩张方案 ； 将受培养的人才逐渐输送到政治和军事领域。
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国家统治权，统帅陆海军，并拥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的权力。在这样的制度下，军部可以声称自己的行动是为了天皇，天皇也可以通过军部影响国家政策。一旦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形成共同利益，普通的政党内阁便很难与之抗衡。裕仁正是成功的利用了宪法中原本存在的权力结构，使军方逐渐成为绕过议会政治、推进帝国扩张的重要力量。
侵华战争
总觉得最终还是不得不与中国打一仗。 —— 裕仁天皇
犬养毅死后，西园寺公望为缓和军方和内阁的矛盾，推荐退役海军大将，“奸臣”斋藤实接任首相。斋藤实虽然曾供职军方，但政治立场却是明确反对军部搞法西斯主义的军事扩张，并支持滨口雄幸签署《伦敦海军条约》。组阁后，斋藤实延续不扩大战争和防止法西斯政治的政策，让日本军方极为恼火。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青年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斋藤实也被毙掉。
1936年，裕仁顺势将自己的亲信木户幸一推上文部大臣与厚生大臣的位置。木户幸一是裕仁的宫廷内的心腹和谋士。
1936年3月，臭名昭著的广田弘毅组阁。当然，他的产生还不是单纯由军方指定，而是政治协调的结果。木户幸一在当中积极推动广田内阁的组建，而日本军方独揽大权真正重要的变化就出现在广田内阁时期。
1935年，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即“取缔排日与亲日合作”，“承认伪满洲国”，“中日共同防共”。蒋介石对此评价：“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国民政府最终未予正式承认，这也成为日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外交导火索之一。
1936年5月，自1913年以来被废除了23年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重新恢复。
自此，日本内阁再一次被军部用“制度”掐住了脖子，政局彻底被代表极右势力的军方把持。从1937年侵华战争开始至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换了8任首相，除了近卫文麿和平沼骐一郎，其余6位均是军方大将担任。日本终于沦为了一个法西斯国家。
虽然日本没有一个法西斯政党夺取国家政权，但它依靠《明治宪法》的先天缺陷，依靠原有的天皇制、军部、官僚系统逐渐排挤议会政党，以国家机构本身组织社会动员，一步一步将国家推向法西斯主义的歧途。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是个“下克上”的偶然事件，那么”七七事变“则是在法西斯主义控制下的日本军部在蓄谋已久之后发动的。天皇和日本军方在广田内阁时期成功夺取权力后，奉行走“和平路线”的政党政治势力从日本政治舞台彻底消失。此时的日本，天皇和军方达成了一个共识：日本应当建立一个由自己主导的东亚秩序，而中国正在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收回主权和摆脱外国控制。这两种政治目标发生了直接冲突。从另一方面来讲，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动战争的政治立场是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同时要从经济上掠夺控制中国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从而实现泛亚洲主义的野心。日本还希望通过战争威胁，中国能和日本有一致的对外外交政策，要求中国接受其构想的国际政治安排。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天皇和军队都以为，以当时中日军事实力差距之悬殊，几个月内就能结束战争，取得胜利，可没人能想到中国能够长期持续的抵抗军事入侵。
战争开始1937年8月，平津失守，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华北战局迅速恶化。1937年8至11月，淞沪会战，中国投入大量中央军精锐，在上海与日军激战约三个月。日军虽然最终获胜，但付出高昂代价。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没，随后实施大规模杀戮、强奸、抢劫及其他暴行。1938年6至10月，广州失守，武汉会战日军“惨胜”，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并放弃武汉三镇。自此时起，日本上下已经发现，战争无法速胜。侵华战争由此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自1939年3年攻占南昌后到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基本上没怎么再继续推进。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本未能夺取长沙，撤退1939年11月至1940年，桂南会战，一度攻占南宁，后来撤离。1940年5月至6月，枣宜会战，攻占宜昌，长期据守。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未能长期占领长沙。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失败撤退。1942年5月至9月，浙赣会战，攻占部分地区，破坏机场后从多数新占地区撤退。1943年11月至12月，常德会战，一度攻入常德，最终撤退。
1940年8月由时任日本外相的松冈洋右首次公开提出我们在影视剧中熟知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词和概念，首相近卫文麿随后将其确立为国家战略构想。
1940年，木户幸一出任内大臣，从此内大臣成为了天皇参与政治的代理人，天皇通过内大臣向政府，军方高层和重臣直接传达旨意，实际结构接近一种以天皇为最高统帅，多中心并存的寡头政治。天皇在这个阶段最终成为了最高合法性来源和实际上重大决策的裁可者。有美国海军1946年编写的《日本结束战争的努力》对这套体系作了详细分析：内大臣是天皇的政治代理人与情报判断者；重臣提供咨询，陆海军大臣及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又有各自通向天皇的渠道；重大国策通常依靠这些力量形成共识。
1941年，日本与美国围绕侵华战争、驻军撤退、经济制裁等问题陷入严重外交危机。近卫文麿希望继续谈判，但木户幸一却认为近卫文麿过于软弱，于是向裕仁推荐对战争态度最为强硬的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上台组阁，裕仁同意任命。后来木户幸一在东京审判中辩解称推东条上台是试图通过东条来约束陆军、争取外交解决，显然是胡扯。
1941年12月，日本因为石油、废铁、橡胶等战略资源极度依赖美国进口，而由于侵略战争遭到美国制裁，决定豪赌一把，幻想通过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军主力，迫使美国民心士气崩溃，从而坐回谈判桌前承认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占领权益。可结果上却是引火烧身，将自己拖向太平洋战争的泥潭。
到1943年底，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夺取了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本土与东南亚、南洋诸岛之间的海上运输线面临被美军潜艇和飞机彻底切断的危机。日军希望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一路向南，打通一条贯穿平汉铁路、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直通法属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以维持对东南亚日军的补给和物资运送。于是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动用近50万兵力。这是日本整个侵华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攻势之一。也被称为“豫湘桂会战”。这场会战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包括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了上百座城市、36个飞机场及大量工矿业与粮区，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与政治灾难。
1945年8月，广岛长崎，两弹魂销。随后裕仁宣布日本投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签署《降伏文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线宣告结束。
二战日军死亡约185万至232万人。日本平民共死亡约30万至95万人。
二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国占领。
战后审判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和平宪法》
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28人，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和广田弘毅被处以绞刑，另外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分别被判20年和7年徒刑。另有2人在审判期间死亡，1人因不适宜受审而未获判决。
当时战犯罪行大致分为三类：破坏和平罪，策划、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通常战争罪，虐待战俘、杀害平民等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危害人类罪，针对平民实施的严重、系统性暴行。
鲜为人知的是，除了东京审判，中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北平、上海等地设立军事法庭，也审判一些侵华日军人员。例如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
1947年，恶贯满盈的日本731部队的核心领导人石井四郎，以731部队的情报资料数据为筹码与美国达成交易，换取免被战犯起诉，被美国包庇下来。
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末任总司令，通过自己的“学生”何应钦和汤恩伯跟蒋介石说情，1949年被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宣判无罪。
这场战后的审判，不能算完全公平，许多恶贯满盈的刽子手逃过了正义的制裁。1950年代，大批被判刑战犯陆续获释，岸信介曾在伪满洲国担任重要经济官僚，并在东条英机内阁中出任商工大臣。1945年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拘押，1948年未经起诉获释，1957年还成为了日本首相。至于裕仁的心腹木户幸一，东京审判判处他无期徒刑，1955年获得假释。他没有被处决，也没有恢复战前那样的政治地位。
1946年1月，麦克阿瑟向美国政府报告，主张避免追究裕仁的刑事责任。美国国家二战博物馆指出，这一决定与麦克阿瑟希望利用天皇制度稳定占领秩序的战略密切相关。但盟国之间并非没有分歧。澳大利亚政府的1946年外交文件表明，澳方认为，如果证据足以支持起诉，裕仁就不应享有特殊豁免。澳大利亚曾支持将其列入被告名单，但没有获得其他检方代表的支持。最终，裕仁保留了天皇地位，只是1947年日本新宪法实施后，不再拥有明治宪法赋予的统治及军事统帅权。
1946年，裕仁发表所谓《人间宣言》，这份诏书否定了将天皇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天皇具有神性、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等虚构观念上的做法。
1947年5月3日，日本新宪法正式生效。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和平宪法》。这份新宪法由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总司令部推动制定，再经过日本政府修改和日本帝国议会审议通过的。
为什么被称为“和平宪法”？与1889年伊藤博文主持制定的《明治宪法》相比，这部新宪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政治体制：天皇不再拥有国家统治权，而是成为国家与国民团结的象征；主权由天皇转归国民，日本也由天皇主权下的君主立宪制，转变为以国民主权和议会民主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国家。
更重要的是，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久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规定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正是这一条款，使它获得了“和平宪法”的称号。
近八十年来，尽管日本围绕自卫权、军事力量和宪法解释的争论从未停止，这部宪法仍深刻塑造着日本的政治制度，并持续对其军事政策和国家发展方向施加着重要约束。
1989年1月7日，87岁的裕仁因癌症并发症去世。皇太子明仁继承皇位。
“明仁”这个名字取自中国《周易·离卦》中“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寓意光明接续升起，有德之人应当将光明与德化传播四方。
至此，那个浸透鲜血、罪恶深重的昭和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这些年来，每每和身边的朋友聊起抗日战争的历史，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关于对抗日战争的讨论，所见大部分人对这场关乎民族命运的战争仅有的知识只不过是教科书里讲的台儿庄战役战役和平型关大捷，或者是一些抗日神剧里皇军奸淫掳掠桥段。可是如果问起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日本为何会走向法西斯主义道路？几乎都不知所以。
2024年9月18日上午，一名深圳日本人学校就读的10岁日本籍男孩在离校门外200米处被一名44岁的中国男人持刀袭击受伤，第二天在医院不治身亡。次年凶手被判决死刑。
这场悲剧让我想起了上中学的时候，每当我的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讲述这一段历史，都恨的咬牙切齿，誓要血债血偿。在国内网络上，各种“反日爱国”的帖子一直流传着打日本要捐钱捐命的传说，有不少人还认为“中日将来必有一战”，或者干脆说日本这个国家就是坏，日本人就该死。
这个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叙事。而绝大多数历史悠久的民族，也都有着无法回避的历史伤痛。铭记历史，是为了理解苦难何以发生，警惕悲剧再次重演。一个民族当然有权铭记自己遭受的伤害，也有权要求加害者正视历史、承担责任，但历史责任不应被无限延伸为民族的原罪，更不应成为对无辜者施暴的理由。
倘若一个国家的历史教育不再致力于培养理性与反思，而是不断强化复仇的敌意；倘若整个社会将以暴易暴奉为正义，把复仇当作爱国的证明，心安理得地制造仇恨。那么这种民族仇恨主义又和当年的日本右翼极端主义有多大区别？我们这个国家又离法西斯主义时代的日本有多远？
日本一步步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伊藤博文主导制定的《明治宪法》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这部宪法在推动日本终结封建体制，迈入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埋下了严重的制度隐患：天皇和军部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使军部逐渐摆脱内阁政府的控制，最终让国家权力一步步走向失衡与失控。
《明治宪法》曾为日本的崛起提供制度性框架，却未能阻止这个国家在强盛之后走向最后的疯狂。当经济日益繁荣、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少数野心家利用制度的缺陷，将原本用来改善国民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财富与力量，变成了满足个人政治野心、发动对外侵略的工具。一个国家数十年积累的文明成果，最终沦为战争机器的燃料，无数生命也随之葬送在血腥的战争浩劫之中。
面对这段历史，我们当然有理由愤怒，也有理由铭记仇恨，可真正应该仇恨的，是纵容权力失控的制度，是将个人野心凌驾于万千生灵之上的政治狂徒，是那些对制度之殇视而不见，甚至为专制和战争摇旗呐喊的无知拥趸。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教训，不在于一个国家曾经犯下怎样的罪行，而在于一个原本追求富强与文明的国家，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失去理性，最终将自身与世界一同推向深渊。
撇开日本当年的历史不谈，我倒觉得那时日本的一些人和一些事，和今天中国的情况是如此的相似。现在的中国社会，又何尝不是和一百年前的日本一样，说起外国则必战，谈起自己则必赢。那些口口声声都是爱国的人，干的却尽是些祸国殃民的事，而那些真正想推动国家进步的人，却被人称作汉奸败类，反而让人渐渐开始分不清谁忠谁奸了。